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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4000多年以前，原始社会通向阶级社会的门槛，跨立着禹。禹作为部落联盟的领袖，与生肖又有什么关系？“禹是一条虫”，这史论就使两者发生了联系。

　　盘古抡板斧开天辟地，做了神话里创世的英雄。大禹治水，以救世英雄的身份传位给儿子启，从而开创了夏朝。长期沿袭的古史表述，半个多世纪之前遇到了挑战。史学家顾颉刚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说法：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，被华夏先民附会为治水的英雄。禹铸九鼎。禹从何来？顾颉刚认为，禹恰恰是从九鼎上来的。禹，《说文》：“虫也，从风，象形。”而《说文》释兽足蹂地也。”顾颉刚提出，以虫而有足蹂地，大约是蜥蜴之类。禹或许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，当时铸鼎象物，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，禹是鼎上动物中最有力者，也许还铸为敷土的样子，所以就被传为治理河川平水患的人。流传到后来，禹就成了真的人主了。

　　一石击起千层浪，顾颉刚的见解在当时如击水的石子。而今，人们对于类似的讲法已经能够平静地兼收并蓄了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等均为动物形象演变而来。一些历史学家，如著《古史辨》的杨宽，相信传说里中国上古时代的英雄圣贤，十之八九原是动物神灵的化身。他们的原型与禹一样，是“虫”——这“虫”应该包括爬虫、走兽甚至飞禽，就像《水浒传》称吊睛白额猛虎为“大虫”一样。《淮南于•览冥训》记载女娲补天神话故事的一段文字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复，地不周载，火爁焱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；猛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”这是女娲救世的起因，接着叙述女娲救世功绩：“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”结果呢？“苍天补，四极正；淫水涸，冀州平；狡虫死，颛民生。”这段记载之中，先因后果成龙配套，件件有着落。与“猛兽食顓民，鸷鸟擭老弱”相呼应，是“狡虫死”，一个“虫”字照应着猛兽和猛禽。

关于“禹”的考证，顾颉刚力图将古代青铜礼器所铸动物图样，与古籍文字记载结合起来。殷商西周青铜器饰纹，动物形象充当了显赫的主角。这保留着上古时代重要的文化信息，即在人类的童年时代，人们最初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模样造神，而是将对神灵的崇拜倾注给动物，塑造出动物神祇。

古史专家张光直《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》，对此有所评述：“亘商周两代，种种的动物，或是动物身体的部分，构成装饰美术单元的一大部分……这些动物的种类，有一大部分是可以认出来的，如水牛、鹿、犀牛、虎、象、羊、牛及其他哺乳类；蛇及其他爬虫类，以及蚕、蝉和许多种类的鸟和龟。另外还有些动物，则是神话性而自然界所无的，如饕餮、龙、凤及其种种的变形。”他还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的动物，具有宗教上与仪式上的意义。”

　　原始人类的动物崇拜，可以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给予解释。人类从动物开始。摆脱动物界的漫长过程，却依赖动物的“支持”——动物类食物的摄取，这保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；为此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也是动物般野蛮的——猎取。正是生存的物质需要，使得人类原始思维阶段的万物有灵信仰，较多地注目于动物。猛兽的凶悍力量，飞禽的展翅云天，水族的悠游江河，动物较诸人总有一技之长，也引发着人们海阔天空的遐想，使那一技之长愈发变得神乎其神。

　　动物崇拜，人类思维演进史的重要的一环，它处在整个琏环的前部而不是末端。“首先是天，其次是地，接着是动植物，然后是人体，而最后（迄今还未完成)是人的思维”，哲学家罗素《宗教与科学》一书这样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次序。这段话，同说明八卦来源的一段中国古语很有相似处，《易传》说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”八卦，华夏先民力图认识自然规律、预测自然变化而长期探索的结晶，其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所由何来？《易传》的罗列言之有物，井然有序，依次是观天文、察地理、观鸟兽和取诸自身。

　　动物与植物之间，人类的目光先是较多地投于动物，后来才逐渐地移向植物。艾恩斯特•特罗塞《艺术的起源》讲到，狩猎部落的装饰艺术主要地选取动物题材，因为这种题材对于他们有最大的实际趣味，“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，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——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——的象征”。

　　当然，这种象征并非晴雨表式，不可能立竿见影。它对于社会物质生活作出的响应，有相当长的滞后期。进人农业时代的民族，不可能一夜之间喜新厌旧，抛掉动物性装饰，不会一下子同动物崇拜绝缘。萧统编《文选》，“宫殿”类收人的两篇陚，其一为王逸的《鲁灵光殿赋》，描写的是汉殿；另一为何宴的《景福殿赋》，描写的是魏殿。两者写作时间相去200年。鲁灵光殿雕饰所用丰富的动物形象，在景福殿置换为植物形象。这大约反映了由动物装饰向植物装饰的过渡。

　　汉陚描写的动物图案，令人驰聘想象，但毕竟不是画幅。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，直接将视觉形象斥诸目力。整幅帛画呈“T”形，画面上部描绘天国情景，有栖息着太阳的扶桑树，有月牙和奔月的嫦娥，有拱手相对的天国守门人。画面上的人首蛇身形象，或释为女娲，或释为伏義，或释为烛龙，为人兽同体神祇。帛画中部，一位拄杖老妇，前面两人跪迎，后面三侍女随从，当为人间贵妇的生活写照。通观整幅帛画，最活跃、有生气，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构图“元件”，是动物，是五花八门的珍禽异兽。四条腾龙，青的、白的、红的，腾姿飞态生动。日中踆马，月中蟾蜍和玉兔，自是神话“明星”。同时，有豹，有马，以及不知名的怪兽；有孔雀，有鹤、有枭以及人首鸟身的神禽；有龟，有蛇和形状古怪的异虫。这帛画，研究古代美术史的专家常书鸿评论说，其“结构很符合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中记壁画的情形”见《文物》杂志1972年第9期）。这当是针对帛画上蔚为壮观的动物阵容而言。那么多的神奇动物，形成艺术的、宗教的氛围，强烈中含着狂热。它是青铜礼器动物饰纹的延续和发展，难免继承下动物崇拜的风习，它也饱蘸着汉代精神，将动物和日、月、神、人聚于一幅，结构为天国、人间、地府境界。

　　在这汉代人想象中的大世界里，不论世间贵族妇人，还是天国守门者，大地支撑人，活动空间都被限定在“岗位”上，难以“串岗”。即使天界之神也并不怎么自由，人身蛇尾神悬

于日与月之间，奔月的嫦娥大概只能上不能下，方才后悔偷吃“灵药”。惟有帛画的动物形象，飞禽展翅，走兽腾奔，蜿蜒的蛇身贯串画面。因为处于动的态势，它们似乎可上天，可入地，能够给任何领域带去生机与灵气。

　　帛画凝固了汉代人幻想世界的一瞬间，成为今人思古的参照物。汉代尚且如此，上古时代的动物崇拜是怎样的情形呢？二十八宿被想象为苍龙、玄武(龟蛇)、白虎、朱雀四象，许多星辰以动物命名，其文化前提、民俗心理的背景，不是可以在帛画上寻到一二吗？十二支，向上划分星空广宇为十二辰，向下划分太岁行地为十二年，并且还是纪日、纪年的序数。这样十二个“割切”时空、富有神秘色彩的符号，同动物珠联璧合，形成生肖，是人为地偏要如此，还是顺理成章？帛画上的动物仿佛在说:非我莫属。

　　同样，以此质之青铜器的动物纹饰，所得答案也该如此。

　　“禹是一条虫”。尚无那“虫”即是生肖的直接证据。然而，倘若仅仅一口咬定于此，实在是浮于表层的见解。

　　“禹是一条虫”，其深层意义如同富矿，蕴藏着古代许多的色彩瑰丽的文化现象——神话的，民俗的，心理学的，哲学的，人类学的，等等。十二生肖在其间经过岁岁年年的孕育，终于走入中国人的生活。